12月4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廳（湖北省文物局）、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考古專委會、荊門市文化和旅游局、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管委會等單位，組織國內考古專家在屈家嶺遺址召開考古工作現場會。

屈家嶺遺址是屈家嶺文化的發現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地處大洪山南麓向江漢平原的過渡地帶，是實證長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遺址。該遺址是以屈家嶺為核心，包括殷家嶺、鐘家嶺、冢子壩和楊灣等十余處遺址為一體的新石器時代大型遺址群，先后于1955年、1956年至1957年、1989年進行過三次考古發掘，2015年至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在此持續開展考古工作。

屈家嶺遺址最新考古發現

據屈家嶺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陶洋介紹，近8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諸多重要收獲，包括發現迄今規模最大油子嶺文化聚落、年代較早的史前水利系統以及對史前建筑技術的新認識。

迄今規模最大油子嶺文化聚落

持續的考古工作表明，屈家嶺遺址歷經油子嶺、屈家嶺和石家河等史前文化時期，絕對年代為距今5900~4200年。其中，油子嶺文化聚落分布范圍約105萬平方米，為長江中游地區同時期面積最大的聚落，已確認水利系統、墓葬區、居住區和陶器生產區等；屈家嶺文化時期，聚落規模擴至284萬平方米，環壕圍合面積約90萬平方米，發現水利設施、高等級建筑區、墓葬和銅礦石等遺存，探索到史前水稻田的分布范圍，出土已知最早的高溫黑彩釉陶。石家河文化時期，規模明顯縮小，聚落范圍僅存18萬平方米。

屈家嶺遺址高程模型

年代較早的史前水利系統

“近年來，考古隊會同航測、年代學、環境考古的專家，對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和綜合分析，對若干疑似水利設施進行重點勘探，尤其對其中兩處水利系統，開展了細致考古工作。”陶洋說。

據介紹，最新發現的熊家嶺水利系統位于遺址群東北部，包括水壩、蓄水區、灌溉區和溢洪道等構成要素。熊家嶺水壩坐落于青木垱河東-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屬土壩，現存壩頂高約2米，寬約13米，壩底寬約27米，南北長約180米。水壩東側為蓄水區，與自然崗地合攏面積約19萬平方米；西側為灌溉區，約8.5萬平方米，植物考古顯示該區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區的北部缺口處，入口寬約26米，呈南高北低的走勢，體現了“因地制宜”的科學建設理念。

熊家嶺水利系統示意

解剖型發掘顯示，水壩可分為早晚兩期。晚期壩在早期壩的基礎上加高加寬擴建而成。晚期壩體疊壓在早期壩體灰燼層上。出土遺物、測年數據表明，晚期壩絕對年代約距今4900-4800年。早期壩年代約距今5100年至4900年，早期壩年代不早于油子嶺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嶺文化早期晚段。壩體堆積均明顯經過人工拍打、夯實或加固，局部形成“痕跡面”，堆積中摻有禾本科植物根莖，此外，也發現了“草裹泥”痕跡。

專家考察

除了熊家嶺水利系統外，考古隊還發現了鄭畈水利系統。鄭畈水利系統位于遺址群西南，目前已確認水壩、蓄水區和溢洪道。亦屬土壩，為連接南北兩端山體而營建的人工設施，現存壩頂高約2.3米，寬約5.2米，壩底寬約10米，長約580米。據推測，壩體堆積僅一期，其建造工藝、堆積特征與熊家嶺水壩早期高度一致，年代也相當。

鄭畈水利系統示意

鄭畈水壩剖面清理情況

5000年前，如此大規模的公共工程，需要多少人力、花費多少時間來營建？目前這問題還無法回答。誠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所言，“我們可以借鑒良渚水壩已有的考古工作經驗，進一步討論水壩體量大小、營建方式和用工量。鄭畈水壩長580米，壩底寬僅10米，首先要搞清水壩能夠支撐的庫容量和蓄水量，從而討論其工程量并進行比較研究。其次，有蓄水和灌溉范圍遠遠不夠，要對水壩的功能性進行討論。這里和長江下游情況不一樣，良渚因地處濕地，其水壩最初目的為了交通運輸。此外，還要關注水壩營建與聚落興衰變遷和發展過程的對比關系。”秦嶺說道。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劉斌教授指出，雖然從堆積看屬于不同土色，但從遺跡判斷也不排除熊家嶺水壩一次性堆積的可能。要從整體地貌關系、更大范圍考慮問題。此次發現的水壩蓄水后在核心區南半部形成水域，西側九畝堰、小毛嶺等可能構成類似外郭的概念。劉斌直言，水壩是圍繞城服務的，其核心是城市規劃，切勿忽略核心功能。

初形態“磉墩”的發現

史前建筑技術新認識

除了水利系統外，最新揭露的一處屈家嶺文化大型建筑F38，同樣吸引了不少專家的目光，用紅燒土混合黏土及零星豬骨填滿、被陶洋稱為迄今發現最早形態的“磉墩”更是讓專家們直呼“前所未見”。

考察屈家嶺遺址F38建筑遺跡

“F38建筑平面呈東北至西南向曲尺狀，自北向南分為四間。主體面積340平方米，外圍設施現存面積約170平方米。發現了黃土臺基和眾多規模龐大、建造工藝考究的‘磉墩’，可以說是迄今發現“磉墩”的最早形態。推測F38為一處公共禮制性建筑。磉墩營建流程大致為先挖走預設磉墩區域的原有軟基層，然后在高低不平的起建面上堆筑純凈的黃土臺基，錨定布設點位后在臺基上挖深坑，再燒烤坑壁形成硬結面，后用紅燒土混合黏土及零星豬骨填滿深坑形成。"陶洋向記者介紹。在現場觀察到，體量巨大的“磉墩”位于建筑中部兩分間拐角處，最大者長約3.3米、寬約1.7米、深約1.5米。

F38正射影圖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怡濤表示，江漢平原同時期建筑都有很強的共性，此次發現豐富了該地區的建筑類型。F38內磉墩的發現，證明其是使用柱梁承重的木構建筑，栽柱時發現柱腳易損壞，將柱洞進行硬化從而減少損毀，也是為了適應復雜地形環境嘗試的一種創新。該遺址的發現加深了我們對史前木構建筑技術演進的認識，填補了中國建筑史的空白，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據介紹，大型建筑建筑F15和F18、倉儲類建筑F17和紅燒土廣場，皆位于F38的北部，都分布在屈家嶺遺址點南部臺地，處于同一地層單位，年代均為屈家嶺文化時期，證明該區域為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高等級建筑區。

“完全被水利系統和大型房址所震撼。”吉林大學考古學院趙賓福教授感嘆道。他強調“其背后可能蘊含著文明起源要素。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一個文明線、是重要的時間坐標。遺址中高等級建筑可能也暗示著貴族或階級的出現。我也建議在遺址、遺址群、聚落、聚落群等概念上應該更加精準一些。”

秦嶺認為，從聚落演進和早期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對屈家嶺遺址的認識遠遠不足。其與石家河可能存在此消彼長、變化的關系。從屈家嶺到石家河、從城頭山到雞叫城，在長江中游很多地區都有位移的情況，人口擴張、社會組織擴大后，同樣的營建思想、更大一次的建筑。文明5000年來，有兩個爆發階段，可以看到在同一個區域里位置的移動。從聚落演變來講，把屈家嶺考古做清楚，對于細化討論整個長江中游演變進程的階段性具有重要作用。

“近八年的發掘，能把整體輪廓、聚落演變、遺址規模等問題基本厘清，盡管每一項發現仍有諸多深究的細節。但其收獲為今后屈家嶺考古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時代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趙輝在專家現場會總結中對屈家嶺遺址的發掘工作進行了肯定。趙輝指出，做一個問題和地段就要做深做透，比如將遺址建筑區全部揭開，厘清其四至范圍和規模，大小規模房址分別有幾座；一片墓地做全，就要弄清大小墓葬數量、如何排列及下葬順序，才能了解其社會組織結構。

系列考古新發現 

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提供關鍵樣本

此次發掘獲取了探索長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肇始的物證，首次將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納入統一的文化共同體。屈家嶺遺址作為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油子嶺文化聚落，考古工作揭示的最早水利系統、最早的快輪制陶工藝和磨光黑陶生產技術、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態，為我們生動展示了油子嶺文化的發展高度和社會結構，也進一步闡釋了油子嶺文化強勢擴張的動力。

距今 5100 年左右，屈家嶺遺址所在的漢東地區率先從油子嶺文化嬗變為屈家嶺文化。在屈家嶺遺址，油子嶺文化規劃、營建的水利系統被屈家嶺文化所繼承，并經過改造升級，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促使聚落規模從105萬平方米擴展至284萬平方米。這一時期，龐大的聚落規模、縝密的水利系統、規整的環壕設施、高超的建筑工藝，反映出屈家嶺遺址作為“壕堰式” 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長江中游地區與大型城址同級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態。

屈家嶺的考古工作，展示了長江中游地區大型中心聚落的規劃概念、布局演變和社會結構傳統，反映了長江中游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文明路徑，為考察史前農業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長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進提供了關鍵樣本。